21世纪是不是该反省一下湖湘政治文化的不足之处了呢?!
2016-11-15 11: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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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不是该反省一下湖湘政治文化的不足之处了呢?!(万莲子曰)

——关于龙长吟《治守之道——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的评论

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话题,也许我是湖湘土生土长的缘故吧,竟下意识地喜欢去关注,一直笃信竹内好关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精彩论述:迎合政治的或白眼看政治的都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种影子破却在政治里。为此曾写过涉官小说侧论和若干博客小文章。

也巧的是,我开始拜读龙长吟先生的《治守之道一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湖南人民岀版社2015年版)时,正是老美大选投票结果岀台之时,川普胜岀,希拉里输,虽然我是隔岸观火但也本能地希望美国岀个女总统改写老美选举历史,不过我又终究淡定,毕竟我只是一个隔壁矮子观戏瞧热闹的。我个人也并不认为这场选举结果是疯子赢了骗子,而是觉得民主政治自身的魅力正是在这里,正如一位网民木然所说:这才是平和的生活与和平的政治!美国大选无论就大选本身还是通过大选不断证明的民主政治的常识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即大选看似乱象实是“和象”,是目前人类社会最有可能保持长久政通人和的正常状态。大选证明的是民主在常态中有序运行。说句太平洋西边政治不正确的话,票选这个最有可能永久地放弃人人为敌、人人为战的“篡夺大位”政治思维,仅仅利用一张张小小的选票就清除了人类历史古典传统政权易位时常见的血腥味,这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和平“颠覆政权”模式。

回到龙前辈的这本大著《治守之道》,我可能并不认同该书的一些章节和具体观点,如p23p82p87p157,但掩卷后我的头一念头是,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学者,作为与共和国一道成长走到今天的真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者之一,龙先生以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秉承湖湘文化或湖湘学派仁人贤士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人文情怀,将学术眼光投向湖湘土生土长的政坛文学领域,不畏浮云,安守清贫,穷究当代湘地政坛文学何所由来,诚如该书“自序”言,“殚精竭虑,弘道明德”,一个已然融入研究对象甚至被研究对象对象化的勤于思考的湖湘读书人样子活灵活现,一个勤勉笔耕、敬业爱国的中式学人形象跃然纸上,真的令晚辈我万分敬佩!无比敬佩!

1)文学批评的对象具有典型的湖湘文化特色,全书聚焦于湖南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政坛或政坛中人的文学创作,把审美的经世致用和兼济天下的审美,网罗一体。研究对象十分独特!

2)对湖湘区域创作及时跟踪,即时评论,条分缕析,可谓不遗余力,确如刘起林所评:学术慧眼与人文热情有机融合!

文学批评是一种寂寞的事业,它必须依托作家作品,实现文化互动再造。在作家/文本和批评者(读者)的关系场中,批评发散着浓厚的第一读者的文学生产现场气息。《治守之道》篇篇如是,章章如此,字里行间,莫不如是。

文学作为人类文化全面投影已成当下学人常识,由此而论,从文学大学科粗壮的主干上伸展开来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三大支干,虽各有专门的学院派人士作人为分工或凭学者个人兴趣自行分工,有人专职文学史,有人专研文学理论,有人专司文学批评。前两类人员与学院派体制联系紧密,自有一套相对稳定的文学学科制度安排,分布在各大院校、科研院所,唯独离文学生产最近的文学批评工作者跨界幅员辽阔,每位文学读者都有可能是潜在的文学批评工作者,各行各业都有,或零散的、或成群的,流动性极大,即时发生在文学学科的现场。

《治守之道》的政坛文评文字之所以令人敬佩,正在于文学批评的现场感强烈,在于从文学大学科自身的专业视域来说作者有一种统摄文学史/论/评三个方面的专业自觉。龙先生通过勤奋研阅,选准湖南当代政坛文学一脉,及时跟进“以显示重点作家的创作道路,把握他们多方面的成就,将文学史意义、美学价值融于一体”。既有一般读者的灵光乍现之议,又能整合湘省政坛文学全域,以专业评家之眼力系统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美学见解、政治理想和历史思考。坚持评家自己的主体精神和作品本位论,显得特别难能可贵。

当然,跳出《治守之道》回到该书的研讨本身,我个人感觉拜读之后仍不过瘾,有几点疑惑在此提岀来供作者和诸位同仁一起思考,再思考。

1)何为治?何为守?何为治守之道?古典传统的德行治守习惯思维如何对接现代公民治守观念?

2)湘省自上而下喜好打湖湘文化这张牌,但对于湖湘文化弊端的反思似乎不多。重政治家国意识的文学湘军的创作和研究如何从人道角度升华政治,提升现代政治文化品质,如何克服其缺乏民主自省之憾。湖湘政治文化如何从传统的治理之术进入到政通人和的大道层面。

《治守之道》有些章节读来荡气回肠,如P184那节,但板子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湖湘文化只讲经世致用的权谋思维和战斗思维,尚未摆脱治乱循环的传统谏言策士路径依赖。

3)该书对官(公职)的认识较为陈旧,未能达到人类世界政治文明的最新层次。对官员写作的意义似乎拔高了一点。也许有人会反驳,新的未必一定是对的,好的,但是否可以说新的也能促使人换个角度或多些角度来思考究竟什么是“官”的问题呢?网上有个段子说:治国需要贤才,但贤才往往天马行空,不会遵守“科级4-6年、处级4-8年、厅级4-8年、部级4-8年……”这样死板、落后且极为可笑的规则。如果强迫贤才遵循,往往也被这个文火蒸笼焖得不像样子了。本来鲜活的人物,经过30年的驯化培养,早已变成“梅菜扣肉”一般。

传统政治文化特别强调国家能力,而对于官员作为公民个体,其如何示范平等、公正、自治、参与的现代政治文明价值建构,湖湘评家和作家的认知都显得有些相对而言的淡薄。

我比较认同福山的观点,他认为,目前,在世界上许多转型国家和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欠缺导致诸多政治问题,所以应当强化国家能力。但是就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言,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他的判断却始终是“国家能力过强”,“法治与问责不足”。只有同步推进法治与问责,才能使得国家能力的发展是有价值的发展。法治原则中的社会平等和公正品性、问责原则中的公民自治与参与意识,具有内在文明价值。而国家能力是建立在“工具”意义上的,没有哪个公民个体会愚蠢地觉得不顾及自己人生相关利益的“强大政府”值得称道,因为国家能力这种“工具”只有在服务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人和事物时,才会正确“发展”。明乎此,政治伦理常识显身:国家能力的深化有可能不是“政治发展”,国家权力的“分散和下沉”不一定是“政治衰败”。国家能力的相对“衰败”反倒可能使得法治与问责的“政治发展”得以可能,进而创新人类政治文明的维度。

由此观之,该书给人一种沉重感。湘地热土,自古以来不乏流寓官人的身影,近现代以来更是革命人事风起云涌,在中国政坛上呼朋引伴,自信满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然而这些都是既成事实,跳出来看,又实乃令人唏嘘。如果一味沉浸在“百舸争流”“舍我其谁”的湖湘传统政治精神镜像里走不岀来,必定带有政治文明价值认知上的局限,要么好官,要么坏官,要么清官,要么贪官,等等,就是不从制度设计理念和政治实践方面强调“公职人员”无非也是宪法规定当中的普通公民一员。当然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局限,这个勉强不得。而21世纪是不是该反省一下湖湘政治文化的不足之处了呢!?

以上只是我个人拜读《治守之道》后的一点小感受,对湖南政坛文学这个宏大议题,远不是才疏学浅的我可以评论的。若有不当妄议,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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