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和皇帝孰轻孰重?
2016-12-21 07: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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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天地,孰轻孰重?

——读聂茂的《天地行人王夫之传》有感(万莲子曰)

 

皇帝和天地,在读书人心目中,排序孰先孰后?重要性孰大孰小?又或者等量并重?抑或是?这些问题几乎穷尽了中式读书人一代又一代的人生,他们发愿皓首穷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可悲的是,无论如何历朝历代读书人又似乎总难找到这些问题的标准答案,不然不会出现汉语中的“皇天厚土”一词,且广为流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等说法。一方面,读书明理的中国人,几乎个个耳熟能详“天地君亲师”的祖制规训,且代际循环,积久下来,成了个人或集群“仁义礼智信”嘉言懿行的下意识思维,不论其是表演的还是真诚的,都已不容置疑。所以三闾大夫屈原虽九死其心不悔,行人王夫之而农执拗于亡国孤臣,这类中款式的文化人,人生极尽真诚,因为他们执著知行合一,将天地苍生优先于君王,沉思笃行于世。另一方面,正因为中式历代读书人又还没有能够找到标准答案,于是天下一治一乱,循环往复,一代代书生,莫不有形貌苍茫无措的、呼天抢地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中国历史长长的此款文人名单中,王夫之赫然其中,忠为乱世逃命奴,或无为化释入道,自我放逐于山林。虽已然改朝,天下暂时归清,他仍尊“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内心的恒定法则,不理不睬不管不顾既成的事实。

窃以为,王夫之的孤高耿介,幸生于明末清初,还算是有点小运气的,要是搁在20世纪中后期,其人如此特立形迹,早就被历次运动冻结了、镇反镇掉了,被当作牛鬼蛇神扫掉了。这本王夫之传(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的作者聂茂潜身自己的抱虚斋,对传主可能的、更血腥的结局,默不出声,且对传主王夫之学说的当代中国传播命运,因逸出主旨,并未着笔,但这样一来倒是给思想市场化的互联网世界的读者,留下了无穷大的联想空间。譬如说窃以为的王船山不沐“清”风,尚能寿终正寝,已然侥幸之极。

在2016年的双十二日子里,我一整天兼大半夜都泡在《天地行人王夫之传》的文字世界里,掩卷后还在忍不住猜测,能够如此生动地还原或解读湖湘文化先人王夫之的作者聂茂教授,何以自谓其成文之地是岳峰下的“抱虚斋”呢?我好像理解了,又好像没理解。每个有点个性的读书人,都是自己时代的文、史、哲、政、经综合文化的集合体,其文字显影,集个人与时代的复杂多维面向,任你是谁一定是此代不了彼,彼也代替不了此,传记作家试着尽量回到传主的原初情境,以心灵对心灵来体悟,也终究免不了现实和历史之间跨度太大的变化,生出臆想的成分。幸而,传记文学细节的虚构多少可以弥补这其中的遗憾,就如这《天地行人王夫之传》,以王夫之的葬礼带出其人其思的形迹神貌,令人已然明白21世纪的作者远隔时空的文化招魂,用心良苦。王朝可以更迭,政权可以戛然而止,但天地依旧,贤圣士人的精神气息浩然长存,永续着华夏族运文脉,飘逸于江湖之上、旋回在峰峦之间。

读此传记后,我甚至由此进一步联想到,当代衡阳人后裔台湾的龙应台女士,父辈亲历飘摇的时局大变,作为当代中华读书人的她站在世界政治文明的高地来做一番历史再叙事时,将笔锋游走于大江大海,乃至更高蹈,超越江海,将个人、家国、民族统摄于人性视域独特的宏大历史与隐秘风云的冲撞处,得出其融汇人类大同文明主流价值的公民观念,是否也是衡岳双髻峰回路转,更是船山先生的“知行合一”求索大本大源文化生命力的当代升华,秉承了王夫之“明道济世、求仁履实、体用合一、不囿成见、兼容并包、与时偕行、通变立新”的湘学传统?据百度:龙女士被誉为华人最有力的一支笔,针砭时事,鞭辟入里,以有情的眼光观察社会:其《野火集》《百年思索》《面对大海的时候》讨论的均是台湾面对国际面对世界时人民应有的自我反省与探讨,她以台湾社会现象来讨论,并从华人文化的心理角度深入解释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表现,文笔辛辣,虽遭人反对、谩骂,或被密告至政府,但她仍秉承客观批判的精神,坚持表达她的社会观察,其人其文无所畏惧犹如刮一场场龙卷风,而她之所以揭示台湾的丑恶和腐化,恰因缘于她深爱台湾,悲悯天地苍生。由此足见,其与400年前的湖湘先哲王船山之挚“爱”无心的明月,如出一辙。若有不同,也只是两位“知行合一”的形质与时俱进罢了。

南明小朝廷随时处在风雨飘摇中,然而其内里腐败权斗却仍不消停,以致于金堡式的谏臣赤子,无以补天;王夫之式的赤心报国,无济于事。明朝大势已去,但王夫之式的文人忠信之魂,依然孔武有力。17世纪,人类世界正历经古典主义由盛至衰之际,欧西文化启蒙主义的前奏曲已经亮嗓。而主流的古典主义文化思潮,在政治上拥护中央王权,主张国家统一;在思想上,崇理性,尚信仰,重坚贞不渝的气节。由此看来,王夫之的忠心追梦晚明小王朝,护主心切尽乎于迂腐的人格和行为,其实乃与世界同时代的主潮处在同一水平面。一方面,这位“东方的黑格尔”报国无门,被迫隐逸山林,阐经释义,穷困落魄中思索苍生天下,并未挣脱中土传统君臣相因的陈规套路,过于在意文人“三不朽”律令,难免拘泥思维,缺了个人性的潇洒不羁,避不开儒释道合的古朴风向。但又可想而知,当王夫之从湘西草堂极目四野,亲身感知旧王朝分崩离析、新王朝初兴善治的大变局时,天地君亲师祖制的惯性如何强大,索性直接捆住了他的手脚和思絮。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他又能结合自身时代刻骨铭心的遭际,从个人亲历的改朝换代切肤的痛痒之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有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历史哲思和超越。

当然,其思考也仅打止于此,如何顺依人性设置出更严密的良治和乱的政治文化秩序,如何放手“圣人之学”,王船山可惜按下未表,惟一心一意“七尺从天 乞活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清风有意他誓死不留,湖湘文化人格骨节铮铮,可堪称颂的同时由此也埋下“湖南人爱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极端理性与非理性交汇的一面,阻碍其哲思走得更稳健更通达,岂不哀哉!似乎少了英国式精英们的《大宪章》法治清醒。(拉丁文Magna Carta, 英文Great Charter),1215年6月15日(一说1213)英王约翰被迫签署的宪法性的文件。其宗旨为保障封建贵族的政治独立与经济权益。又称《自由大宪章》或《1215大宪章》。这张书写在羊皮纸卷上的文件在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日后成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大宪章》是英国宪法的基础,有了“法治”这一文明理念。时至今日,《大宪章》中的3个条款仍然有效,包括保证英国教会的自由,确认伦敦金融城及其他城镇的特权,以及所有人都必须有合法的审判才能被监禁。可以说比王夫之还早400年的《大宪章》是从具体路径上寻求了限制王权、永续治守之法,尽管之后英国历史有所反复,但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精英们是不惮于殚精竭虑地你编我织了的。

正因为此,对于原本在同一起点和水平面的中西历史,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朝向和格局却南辕北辙,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了那么一丁点。从王夫之的形迹个案,我们已然可以得知,从文化政治制度上明确皇帝和天地,孰大孰小,孰轻孰重,如何严格限制君王权力,体现天地为尊的具体路线,中国传统知识人由于极其爱惜个人的、自孔子以来两千多年的士林君子人格羽毛,所以在化解上下等级思维定势的社会实践摸索中自动流于轻描淡写了,甚至不惜以慷慨就死之气势斩钉截铁,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治权意识依然建立在可能替皇家操心的大前提之下,发挥不了民治效力。换句话说,尽管天地优位皇帝这一主旨明确,但怎样保障天地苍生不被皇帝私天下的人性贪婪所碾压,中国知识人对此缺乏制度根本源头上的贡献,仅有道统方面的“循天下之公”仪礼规训要求,从而使个人化的修齐治平笃行道德高蹈悬空,流于概而要之。事实上,仅从近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也有验证,训政、党政、军政等都有试验机会而独宪*政不得。王夫之等先贤们心中的天地苍生,“人民性”一直无从现身。

历史不可逆,上面这样的认知显然是我的苛责妄议,是后来者属于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关于湖湘先哲王夫之,此传记有事实描述,有因果分析,已经足够,我的“画蛇添足”仅仅表明作为当下读了几句书的人,不愿再重复王夫之先生的“逃命奴”人生,自觉更应该有一点现代龙卷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气象,拥有现代公民平等人格和精神,参与鲜活的新时代公民社会建构,特写人民,着力使民权具象化。

所以自问:如今让你选择,你愿意做王夫之这种读书人么?满腹经纶,事业受挫,报国无门,保节守信,亡命天涯,江山易主,隐退山野,著书立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炼就一身孤寂顽石貌,心系华夏,撇清夷狄,几成迂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在“唯稳”的文化氛围下,对此多少人依然难以想清白吧。

有人说,欧洲人用鲜血和生命为后人和全人类打下San权分立,司法Du立、多D制、新闻Z由、R权的文明基石,创造了璀璨的P世价值,以此基础的欧洲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朝鲜人用鲜血和累累白骨,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皇帝,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个奴性深入骨髓,完全丧失独立人格的小民,与人类文明渐行渐远。你以为呢?

   幸好,历史是一堆灰烬,但在灰烬深处有余温(黑格尔《美学》)。从个体而言,我们每个人都仅仅是孤独的历史散步者。

感而慨之,将天地优位于皇帝的王夫之,无论如何已是他那个时代颇具代表性的孤独流亡者和思想隐士。有湘学者龚旭东文字高标准确地评估了王夫之:

船山对新时代新气象的开启,首先在于他对后世湘学学风的影响,他强调“道者器之道”,“无其器则无其道”,将原道精神与经世致用的践履笃行结合起来,确立了明道济世、求仁履实、体用合一、不囿成见、兼容并包、与时偕行、通变求新的湘学传统,后世层出不穷的湘籍人杰无论宗党倾向,皆同声称颂,无不对王船山倾心仰慕,对其思想学说争相学习利用以为己用,对他代表的湘学学风无不崇奉笃行。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正可见出船山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中国近代经世改革的先导者与推行者陶澍,小时从父就读于岳麓书院,曾多次到衡阳船山旧居,对王船山十分崇敬,曾自称“后学”,为湘西草堂题下“衡岳仰止”匾额,并为船山祠撰联:“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被梁启超誉为“湘学复兴之导师”的邓显鹤编刊船山遗著也得到过他的大力支持。后来,曾国藩攻克安庆即开始捐资刊刻船山著作,攻克南京即设金陵书局,以刊刻遗山著述为一生之要事,并亲自校对其中的117卷,占全书三分之一强,《船山遗书》刊出后更广荐亲朋好友、弟子门生研读。船山的影响遍及乾嘉之后的湖南士林,并在陶澍之后各湘籍人才群体的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陶澍、魏源、邓湘皋、欧阳兆熊、贺长龄兄弟、汤鹏、唐鉴、刘人熙、欧阳中鹄、王先谦、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谭人凤、禹之漠……以至于毛泽东、胡耀邦等新一代湖南人杰群体(乃至于梁启超、章太炎等近代大家)无不受到船山的影响,并将船山学风发扬光大。船山生前曾预言:“吾书二百年后始显。”从康熙六年(1667)船山穷居深山专事著述开始,至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正好二百年。

感念王夫之其人其事,接着王夫之先生的“循天下之公”来思考,甚至超越他的时代,今天的网上公民仍在这样冥思苦想天地苍生问题:国家是“大”好是“小”好,是“合”好还是“分”好?有人觉得大小分合都无所谓,关键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做人的基本权利,过上自由、幸福与快乐的生活。否则,国家再大,与关熊的笼子有什么区别?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只有做到让其土地上的人民赶都赶不走,让独立,那儿的人民都不愿独立,这才是成功的国家和成功的政权。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好多地方的人民都想逃离,只能说问题出在国家和政权那儿,而不是出在想逃离的人民那儿。

标准答案在每个人手中,结论的形成还在未来。当代中国人,晓得天地优位于皇帝,还需懂得如何具体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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