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女志莉的自杀与张爱玲的自我祛魅

作者:万莲姣2009-06-1718:00:43发布于:博客中国分类:学术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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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女志莉的自杀与张爱玲的自我祛魅
可惜小小农家女志莉死得太早!她还没有来得及像张爱玲那样拿起笔绘“自己的图景”。
1975年春一个极平常的下午,洞庭湖平原上一农家姑儿志莉上吊自杀了,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整个湘北生产大队,因为志莉是大队部办小学四年级学生,我的小学同学,那天下午,她没来学校上学,起初我以为她又像往常一样,被父母强制在家带妹妹们了哩,真没料到从此天人永隔。
志莉自杀的直接原因是,那天上了一上午课的志莉回到家中,不但午餐没得吃,反而被心情不好的母亲芝婶痛骂了一顿,芝婶是我们生产队里有名的不好惹的角儿,她脾气极大,为人厉害。那天,她臭骂志莉一顿还不过瘾,看着一天天大了的这个长女娃子,望着屋里刚会走路的和还在地上爬的其他几个女娃子,想着自己不争气的肚子,芝婶的气不打一处来,竟莫名其妙洒起泼来,把闲气一古脑儿发向可怜的志莉,好像是她给自己带来了霉运,抡起扫把就是一顿劈头盖脑的猛拍,直打得志莉哇哇大叫,大喊救命。之后,芝婶照以往惯例,任蜷缩在墙角的志莉抽泣,她又出她的下午工去了,凑巧那天志莉父亲和叔有事外出,不在家,哪知道,这次芝婶的打骂却打出了大问题。下午6点多钟,队上就传出了志莉自杀的消息。芝婶发疯似的往家里赶,痛声哭诉自己的过失,可惜,一切都为之晚矣。
多年来,这个真实的凄惨故事一直埋在我的心底,毕竟,我是有过这么一位小学同学的,我们是一同发蒙、上了大队部的简易学堂的。第一天的课堂上,老师要大家选出最会唱歌的文娱委员,是志莉举起自己的小手,向老师推荐了我,说我声音最好听,从此,小学阶段,印象中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成了班上的文娱委员——俗称“发歌的人”——不知其他地方怎么样,反正我们那里的大队小学,在文革中,上课前都要合唱一首歌,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沂蒙颂》之类,由文娱委员发唱第一句,然后道一声:“预备起——唱”,于是全班同学完整地合唱整首歌,之后,老师再开始上课。这个记忆而今还如此深刻、真切,不知何故。
于是,今特地键记一博文,就为实录这一同学的挽歌?
可惜,小小农家女志莉死得实在有点早!
不过,她的早慧生命,她的自毁举止,不正带有一种特定的文化政治意味,让人不胜唏嘘么?从某种程度上说,小小农家女志莉的自毁,真不输张爱玲的自我祛魅!因为同样,“缄默的亡灵是不幸的!”

朱大可是我敬佩的有限的几位学者之一。近来他有一篇解读张爱玲的博文《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从政治祛魅到自我祛魅》,读后我以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有幸看到的唯一一篇真正读懂了张爱玲文化政治现象的文章。

我读过翻印的《赤地之恋》和《秧歌》,发现仅凭想象,张爱玲就以她神奇的审美超能量,显示了其极早慧的文化政治敏感性,以致不幸而言中了原本在欣喜若狂中翻身道情的小人物命运。而《小团圆》我还未及看,但据“热”的程度可以想见,其以“祼身”方式非正常地现世,其实,她已然成了一位巫者——“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在槛外无可奈何这一袭华袍与无数虱子的人生悲凉。

因此,当形形色色的张爱玲粉丝们迷恋其笔下世俗婚恋世界的荒凉时,我却一直执于探听其文化政治背后的玄机,以致如今,一种丢不掉的人生记忆和疑惑:为什么13岁农家女孩会上吊自杀?竟然越来越清晰地冒了出来,于是不得不形成上面这篇看似杂沓的键记,纯粹为了舒缓自己内心深处一种不请自来的公民人格冲动——“为苦难作见证是向所有的世人叙述苦难的经历、痛苦和创伤,以防止苦难的再度发生。 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有表述能力和对其他受害者的责任心,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成为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各种人道灾难和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的受害者才不至于永远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

我想说,如果说张爱玲藉自我祛魅“嘲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那么,张爱玲总算是活过一回了,然而,小小农家女志莉却没有这样的“活”命,一来她出生在上一世纪60年代初,一个群体性的饥饿仍然还在压迫大家喘不过气来的时代;二来她是家中长女,且不幸生在了父母一连生了6个女娃子的、难免男尊女卑传统性别意识浓厚的农家。三来、四来的原因还可列出许多,总之,志莉死得太早了,13岁,还来不及展开她那花朵一样的人生,就自我毁灭了。而且,以志莉小小年纪上吊自行了难的举动而论,她呈现给世人的,不止是一个谜,而且也是一种小小女巫式的“苍白”(在没有电视影像的年代,她从何处得知人的这一自残方式?),有时闭上眼,我的眼前偶尔还在晃动大人们解开绳子,将她扶下来时的“苍白”的样子,她可曾经是我的小学同桌同学呵,而且她的家就在我家隔壁呵,只有一个下午没来学校,怎么突然间她就死了呢?还以这样惨烈的方式——在芝婶、和叔撕心裂肺的哭声中,当晚就被送上山草草掩埋了,此后,她一直是一个缄默的亡灵,不知飘荡在何处?天堂?地狱?化成一颗星星?还是一株洞庭湖平原上常见的太阳草?但我知道,从此,她不再被同学提起,不再被老师提及,就好像世上没有存在过一个名叫志莉的小姑儿了。

当然,她的母亲芝婶是不会忘记的,这件事以后,她好像换了一个人,对女儿们再也不那么凶悍了,对老公自然永远是一个例外,不但不收敛,反而使丈夫越加成了她泄愤的最佳搭档,用以平衡自己对日常难堪生活的所有不满。小时候,我家隔壁常传来他们的相骂打架声。直到和叔50岁上下因痨病去世才得以消停。那时我的年纪小,不理解芝婶为什么那么躁烦,不明白她的暴烈脾性因何而来。现在多少有些理解,这位好强的乡下底层劳动妇女,生养了这么多的女娃儿,公婆不欢,丈夫不爽,日子过得紧巴,她不得不隔三岔五端起油缸、盐罐、米袋之类,在生产队里串这家、那家,东借西挪,这又哪里可以容得了她来滋养温和的好性子呢?

想起了这样的见解,“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

是的,因为我还活着,所以我明白了为什么张爱玲有那么大的勇气——从政治祛魅到自我祛魅;所以,对于小小农家女志莉的非正常死亡,我其实一直心存叹息,以致不想继续沉默,特地翻出了志莉自杀这一细枝末节的个人历史文化档案,以中年的心智重审这一事件的真正原凶。因为当时,人们众口一辞指向了志莉的恶毒母亲,认为是她打骂长女志莉实在太狠太过,才造成了悲剧发生。

果真如此么,依我看并不尽然。莫伊说:“在一个人试图用力所能及的正直和忠诚去关注现实,并且试图向其他人传达自己的图景的时候,文学就产生了。”如今,我也是一个母亲,了解了文学中女人常被刻画成“暗中破坏的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男性作家对女性的这些态度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被作为坚实的哲学基础,被认为是相当正常的,而不被认为这是他们仇恨女人、有侵略性的神经过敏的表现。”所以,我不想将志莉的死,仅仅归因于她母亲的狠。

从公民女性主义角度来看,志莉的上吊自杀与张爱玲的政治和自我双重祛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可以在文化政治的层面有所交集:一个乡下女娃的非正常死亡,原来是极有可能导致“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的。志莉与张爱玲都很早慧,我们实在不可以分割的眼光看待事物。

本文作者:万莲姣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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